三院遗址

三院是清华园内最早的建筑物之一，与清华学堂、同方部等均为同期建筑，位于大礼堂以北，图书馆以西。初建时，三院的总面积5117平方米，共有前后四排。第一排为教室，第二三排为学生宿舍，第四排为食堂和厨房。三院为中等科（相当于四年制中学的头三年）学生（男生）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历史上也叫“中等科”。改办大学以后，清华园内文、法学院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陈岱孙等，都曾在这里授课。后来，这里也曾被学生用作开展文艺活动的场所。

三院值得铭记，不仅因为它是老一辈大师和学生们思想交流和碰撞的场所，三院的教室也是清华人爱国精神的见证者。

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华清华第一个支部就在三院教室秘密诞生。当时有党员三人，书记为在图书馆工作的职员王达成。自建立以来，清华党组织紧密团结师生员工，奋力拼搏，开拓进取，谱写了辉煌篇章。从“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到西南联大时期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清华党组织始终走在最前面。到1931年，支部中已有10多位成员，主要工作是作群众性的宣传，如开办民众夜校，教习文化、宣讲革命。这一时期曾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的冯仲云和张甲洲后来都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的重要将领。

抗战期间，三院遭敌寇破坏。抗战胜利、清华复员以后，三院的后三排建筑因已属危险房屋而被拆除，但第一排经修缮后留作纪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建设图书馆逸夫馆，将这仅有的一排三院建筑也予以拆除了。三院从此走入历史长河，仅留下遗址任后人遐思缅怀。

三院从一座建筑的角度，既展现了清华的悠久历史，又记载着清华人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追求真理、英勇斗争的历程。为继承和弘扬清华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学校在三院原址——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附近设立纪念物。2016年12月30日，“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纪念物在图书馆逸夫馆东南门和西南门之间的草坪内落成揭幕，该处恰为原三院正门所在位置。纪念物选用红砂岩石制成（宋代流传至今的大足石刻即为此材质），造型为以中国的经幢形式融合西方的箭方碑形式的塔形纪念物，下宽约56厘米，上宽约53厘米，高约1.4米。著名建筑学家、图书馆逸夫馆和李文正馆的设计者关肇邺院士亲自指导了纪念物设计。纪念物正面，镌刻着百岁老学长宋平题写的“三院遗址”以及魏碑体的“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纪念物顶部，以三院主体建筑薄浮雕的形式慢慢渐显，象征党的革命立场，逐步发出耀眼光芒；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慢慢渐隐，象征随着时代前行，老三院在岁月中慢慢隐去，为新的建筑代替。纪念物背面镌刻铭文。

“三一八”断碑

在水木清华北山之阴，北校河南畔，有一座用白色大理石残柱改制成的纪念碑——“三一八断碑”，这是为纪念在1926年3月18日惨案中牺牲的烈士韦杰三而建立的。

韦杰三(1903-1926)，广西蒙山县人。他自幼聪明好学，但因家贫，小学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辍学到乡里做小学教员。半年后考入广西梧州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到广西培英中学求学。

他在努力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积极从事社会工作，曾担任校刊编辑、学生自治会干事等职。1921年夏，为了实现其在乡间创办“模范学校”的报负，他又转学先后来到东南大学附中、吴淞中国公学读书。1923年他又为经济所迫不得不休学回到家乡，担任蒙山县立中学英语和音乐教员。其间和进步教师一起开设“源生和”书店，出售《向导》、《新青年》、《学生杂志》等进步书刊，传播科学民主思想。

1924年秋天，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为滚滚的时代洪流所吸引，韦杰三抱着“读书救国”的宏愿，再次设法来到上海，投奔到进步力量较强的上海大学就读。不久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各校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韦杰三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之中，奔波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演讲、募捐。1925年韦杰三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成为大学部第一级新生。入校后他勤奋好学，朱自清先生曾称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就在韦杰三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时，北京爆发了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春，日本军舰入侵我国内海，受到驻大沽口的国民军的炮击。日、英等八国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激起全国人民公愤。3月17日，北平各校学生、各团体代表在李大钊等人的率领下，举行请愿游行，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强硬态度驳复，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这引起学生更大的愤慨，北平师生决定翌日再次举行游行请愿。

3月18日，清华学校的同学们整队徒步进城参加全市学生的统一行动，韦杰三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段“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时，遭到事先埋伏在此地的卫队袭击，顿时枪声大作，鲜血飞溅。屠杀持续半小时之久，共伤200余人、惨死47人，清华学生受伤者20多人。韦杰三腹部连中四弹，被同学们抢送到协和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于3月21日壮烈牺牲，年仅23岁。

韦杰三烈士与“三一八”诸烈士一同长眠于圆明园内。母校为永远纪念烈士，特意从圆明园废墟移来一根大理石断柱，竖立在水木清华北山之阴的校河畔，是为“三一八断碑”。碑上镌刻着烈士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在清华大学校园学堂路西侧的青草坡上，有一座复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体主看面朝向昆明所在的西南方向，正面刻有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背面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的姓名，共计834人。一侧刻有西南联大校训，一侧刻有清华大学为复制纪念碑所立碑志，碑志由徐葆耕教授撰写。纪念碑于2007年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落成。

纪念碑选址在一片绿地之中，青草依依，绿树成荫，东侧有起伏的土坡，向西面向校河。依据地形条件，设置了层层跌落的台地，每层台地皆为不规则的折线，隐喻了中国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刚毅性格，富有力度。下方的三块台地象征了当时联合起来的三所大学，以不同的铺地材料指涉了三所学校的性格，在其之上是一块完整的混凝土地面，象征了团结和凝聚力。这块场地的中央为经过锈蚀的钢板，体现历史的沧桑感，而碑体则从钢板中间拔地而起。钢板上在四个正方位都有线条和磨亮的铜块作为标志，据此可以看到纪念碑朝向西南（即昆明方向）有偏转，通过形象的语言表现了“西南”和“联合”的概念。碑身是黑色花岗岩，密度坚韧、无杂色，洁白的碑体以叠退的方式，通过光影增加造型的层次感，庄重中不乏细腻，既有校园气息，又不乏庄重、肃穆的纪念性。

纪念碑的原作，建于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之际，至今仍矗立在原联大校址——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师生除少数留在华北投身抗日事业外，举校南下，按照当时政府当局的统一安排，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先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忍奋斗八年，终于随着日寇的覆亡又复员回到清华园。

《联大校歌》记述这段经历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是一段传奇。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三校师生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团结合作、弦歌不辍，不但维系了中华教育之命脉，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国事维艰、物质窘迫，西南联大教学和生活的环境异常艰苦。华罗庚一家居住在郊区一个牛圈的二楼，六年来一直过着与“牛”共舞的日子。闻一多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替人刻印挣钱。因为路途遥远，很多教授都要步行十几公里来校上课。周培源每天骑马的身影，则成了西南联大一景。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安全。日寇飞机经常来袭，“躲防空”成了人人都上的必修课。在连绵的烽火中，师生们依然坚持求索、不懈追求。

伴随着空袭警报声，金岳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论道》。一批开创性的著作和学术成果也纷纷在硝烟中问世，为联大赢得“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的称誉。

许多留洋海外的清华学子踊跃回国，以最新的知识反哺母校和祖国。八年中，在西南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3800余人。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元勋、90多位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和灿若晨星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及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西南联大师生中，先后有29位烈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三校开始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会上宣读他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备述其八年来的历史和成就。

纪念碑以1136字（文1016字，铭120字）记载了其始末，讴歌了其精神。“诗书丧犹有舌”掷地有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不屈不挠，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撰文”冯友兰、“篆额”闻一多、“书丹”罗庸。关于碑文，冯友兰晚年曾有“自识”：“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清华英烈纪念碑

坐落于水木清华北山之阴的清华英烈纪念碑，是反映清华大学光荣革命传统的重要纪念物。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许多清华师生自发前来祭奠清华英烈。清华英烈纪念碑的建立以及对清华英烈名单和事迹的追寻，也生动体现了清华人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与崇敬。

1989年国庆40周年之际，为缅怀先烈、教育师生，学校在水木清华北山树立了清华英烈纪念碑，9月28日举行了清华英烈纪念碑落成典礼。建成的纪念碑，碑石高约两米，正面镶有“祖国儿女清华英烈”八个铜铸大字，背面（现经修订后已移至基座正面）镌刻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献身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以及23位清华先烈的英名。23位英烈是：杨光泩、闻一多、阎裕昌、沈崇诲、张甲洲、孙世实、纪毓秀、彭国珩、熊大缜、袁永懿、陶守文、齐振铎、凌松如、李冠英、黄诚、杨学诚、钱泽球、刘国鋕、齐亮、荣世正、钟泉周、潘琰、李鲁连。

纪念碑落成后，根据进一步考证和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线索，清华校史研究室于1994年出版了《清华英烈》一书。书中介绍了自“三一八”惨案至1950年清匪反霸中牺牲的39位清华英烈，其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英烈，在原来23位的基础上增加了11位，还增加了其它时期的英烈5位，共增加16位，并对部分英烈的出生、入学年份和事迹史实等进行了订正。

增加的16位英烈是：韦杰三、施滉、邓维熙、何懋勋、袁时若、张凤阁、姚名达、齐学启、王昊、曾庆铨、吴国珩、江文焕、黄竞武、陈月开、万家义、陈虞陶。

2001年校庆90周年之际，学校对“清华英烈碑”进行了修葺，碑石下修建了基座和追思平台，将原来碑石背面的碑文移至基座正面的大理石上，改为“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献身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并根据陆续发现的新史料，又增加4位英烈，共刻有43位英烈的姓名及简介，对英烈简介内容也作了一些订正。新增的4位英烈是：祁延霈、陈定达、戴荣钜、缪弘。英烈们的名字和简要介绍，在桃花的掩映与万泉河潺潺的水声中，静静伫立、熠熠生辉！

2004年4月，校史研究室编辑出版《清华革命先驱》一书。书中列出了51位英烈的名单，比修葺后的清华英烈碑又增加了8人。此后一直沿用了51位英烈名单。新增的8位英烈是：顾衡、岳岱、王鉴览、解树魁、吴新之、李忍涛、钟青援、杨潮。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校研究决定，根据过去15年来逐步发现的线索和校史编研的成果，进一步扩充英烈名单，再次对“清华英烈碑”进行修葺，并续修清华英烈生平传记。约40人组成专门小组，多方搜集资料，反复核实信息，逐一严谨考证，进一步补充清华英烈名单，将碑文上的清华英烈名单扩充至65人，并对英烈的出生年份、入学年份、牺牲情况等史实及表述等进行了校订和规范。校史研究室编印了《清华英烈谱》，简要介绍各位英烈的事迹。同时，对英烈碑的周边环境和空间体验也进行了修缮和优化。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清华英烈，他们光辉的一生，不仅代表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执着追求，也用青春和碧血诠释着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英烈们忠诚祖国、热爱人民、艰苦奋斗、不断进取、勇于献身的精神与实践，必将激励一代代清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立足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纪毓秀骨灰安放处

纪毓秀骨灰安放处，置于“水木清华”北山上清华英烈纪念碑的附近，1989年10月立。

纪毓秀（1917－1939），女，又名纪雨秀，江苏宿迁人。1935年，纪毓秀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后转入外文系。在清华，她很快成了公认的优秀学生运动领袖，并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代表会成员。她素抱“读书救国”的宏愿，但当时日本侵略者野心逐步膨胀，出现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局面。于是，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1935年底，她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大游行，以及“一二·一六”大示威、“三·三一”抬棺游行等多次活动，从中受到了抗日爱国的洗礼。在此基础上，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清华大队队委。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还先后参加了西山樱桃沟夏令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支援绥东军民抗日等群众性活动。在这些行动中，她都起到了先锋骨干作用。

1937年三四月间，她毅然放下书本，辞别母校到太原参加了山西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在“牺盟会”发起成立的“青年抗敌救亡先锋队”中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纪毓秀接受组织调动，奔赴抗日前线，到山西沁县，在“抗日决死”一总队政治部工作。1938年，在敌人对晋东发动九路围攻前，她带着12名女同志离开沁县到和顺接受新任务——担任指导员，以支援抗日武装斗争。在此期间，她依靠群众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工作很有成绩，经常不辞劳苦工作到深夜，被誉为“硬骨头女英雄”。她为扩大抗日武装、建立革命政权作了大量工作，是“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

她经常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繁重工作。工作上的极度辛劳，物质生活上的艰苦，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纪毓秀的健康每况愈下。尽管长期病魔缠身，她还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拼命工作。1939年上半年，她被确诊为干血痨。半年后纪毓秀的病情已极端恶化，汤水不进，进入昏迷状态。这期间，中共中央做出新的指示：为预防不测，我方干部要逐步撤出秋林。还没来得及离开秋林，纪毓秀便于1939年10月6日晚与世长辞了，时年仅22岁。

纪毓秀去世后，骨灰安放于山西。1989年，清华大学召开纪念纪毓秀逝世50周年座谈会，根据校友们的强烈要求，学校破例决定将她的骨灰迁至水木清华北山上安放，并立碑为记。

施滉壁碑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正厅内北壁上，与校训碑并列，嵌着一面金字白地的大理石纪念碑，碑上有一铜质浮雕人头像，这是清华1924级部分在京级友于1949年为级友施滉烈士修造的纪念物——施滉壁碑。碑文写着：“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碑文的下方镌刻着施滉的生平。

1986年，为隆重纪念施滉，在第三教室楼前又建造了一处施滉壁碑，一尊高1.3米的施滉烈士铜制浮雕头像镶嵌在白色大理石贴面的纪念碑上，右下方镌刻着施滉烈士的生平事迹。

施滉（1900-1934），字动生，1900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一贫困家庭。他父亲原姓赵，因身世贫苦，入赘施家，因此施滉从事革命工作时曾化名赵大。全家仅靠施滉父亲做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施滉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社会的不平。

1916年，施滉考入清华学校。他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同时又热心公务，乐于助人。当时清华学校学生的学费与食宿费基本免交，还有零用费用。施滉家贫，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曾在清华图书馆工作。

施滉入学的第二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观察、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滉和许多清华学生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在6月3日游行时曾被捕。残酷的现实斗争使他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五四”之后，爱国、民主思想在清华园中活跃起来。施滉认为要救我中华，必得改良社会。怀着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施滉和冀朝鼎、徐永瑛等人组织了“唯真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1923年，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等8人，在“唯真学会”内部又成立了一个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他们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有严格的纪律。针对当时清华学生中“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他还主编过《清华周刊》上的《国情报告》专栏。

1924年1月，施滉、徐永煐、何永吉三人代表“唯真学会”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探寻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在广州，他们还见到了李大钊同志，受到了亲切的教导，他们对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

1924年秋，施滉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施滉联络在美的唯真学会成员，积极向华侨和美国人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还参加了当时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1925年秋天，“超桃”的全体成员都到了美国。这年冬天，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会。会后，“超桃”成员认真讨论，得出共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7年3月，在北伐战争进行的当中，施滉挺身而出，实践了当年的誓言“真理所在，即趋附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决心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施滉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1930年，施滉回到了离别多年的祖国，先在党中央翻译科工作，后被派到香港海员工会工作，不久被捕。被捕后，他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他写信给外面的同志说：“敌人用尽种种办法对我威迫利诱，但是只要我们坚定，最后敌人总是没有办法的。”经中共广东地下省委营救出狱后，他转到北方做工运工作，先后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他以在河北艺专教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冬，施滉在主持党的秘密会议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先关押在北平狱中，后被押解至南京。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1934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施滉烈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永远鼓舞着清华人。

自清亭 朱自清雕像

朱自清先生五十载短暂人生中有24年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屹立水木清华荷塘旁的“自清亭”与朱自清塑像，记载了他作为学者、教育家的一生，留下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江苏东海人，原籍浙江绍兴，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诗人和散文作家。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八中等学校任教，并投身新文学运动。1925年秋，朱自清受聘为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教授，渐由语文与诗歌、散文创作转向文学教育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他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清华大学中文系成立后，朱自清与扬振声一起拟定课程，开创了国内融会中外文学、新旧文学的大学中文系课程体系。1930年秋，他代理中文系主任，主张“科学化”、“现代化”的办系理念，以“批判地接受旧文化，创造并发展新的进步文学”为中文系的使命，主张“中外文合系”，沟通中西文化。自1932年9月起，他出任中文系主任，亲自讲授《国文》、《中国新文学研究》。他的学风和人格，杨振声描摹得最恰如其分：“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得那么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

在朱自清的主持下，清华中文系继续沿着“创造我们的新文学”目标发展，拥有了陈寅恪、杨树达、黄节、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王力等诸多名师，重视学生外国语言以及欧美文学的学习，形成了谨严、开阔的学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朱自清“周旋老辈，奖掖新进，使新旧学术平衡发展”。他为人清正，治学勤谨，诲人不倦，备受师生爱戴。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角》等脍炙人口。

朱自清一生向往光明和进步。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径，他与清华师生一同进城，参加集会、游行、请愿，亲历“三一八惨案”政府弹压学生的凶残，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成《执政府大屠杀记》和《哀韦杰三君》。1927年仲夏，荷花池的夜色触发文学家敏锐的思绪，他写下了不朽名篇《荷塘月色》。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积极支持并投身爱国运动，在家中多次掩护被国民党追捕的地下党员和爱国学生（如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同学），为他们提供热情的帮助。1936年11月19-21日，朱自清代表清华师生赴绥远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其妻陈竹隐与清华园中的教授夫人们组织起来，“千针缝，万针缝”，为前线战士制作御寒用品。

他不仅是学者，更是民主志士。他不顾病痛与日益严峻的健康状况，全力著述，深切表达揭露敌人、唤醒民众的迫切心愿。西南联大复员后，他把编辑和出版《闻一多全集》视作对亡友的纪念，对国民党政府当局法西斯专政的抗议。1946年11月，朱自清作为召集人，成立“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中文系和相关同人积极搜集遗文，编辑校订，拟定目录，历时一年多终于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将《闻一多全集》正式出版。正如吴晗所言：“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1947年2月22日，朱自清与俞平伯、许德珩等联名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宪以清查户口为名，午夜闯入民宅，肆行搜捕。1948年6月18日，贫病交加仍疾速工作的朱自清，体重已减至38.8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但他毅然选择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并让其子将配购证退回，拒绝“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对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8月12日，朱自清的胃病发展到胃穿孔大出血，在渴望的新中国诞生前夕辞世。临终时只向家人遗嘱两件事：一是清华研究院中文试卷请浦江清先生评阅；一是嘱告家人，他已经签名拒绝“美援”，因而不要再买政府配售的廉价美国面粉。他留下的清芬正气和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自清逝世后，中文系师生曾在近春园环池东北畔建荷塘月色亭，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亲书匾额。后因校园建设而拆除。1978年8月，朱自清逝世30周年之际，学校决定重修迤东亭，并命名自清亭以资永远怀念。1987年4月校庆期间，又在“自清亭”附近荷池之畔建立了一尊朱自清白色汉白玉雕像。

闻亭 闻一多雕像

在大礼堂西侧的水木清华小山之巅，矗立着一座古式六角亭，名闻亭。亭内匾额为闻一多先生当年级友、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所书。闻亭下的闻一多塑像，于1986年10月建成，通体用红色大理石雕成。塑像背后的石屏上刻着闻一多的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家骅，又名亦多，字友三（亦作友山），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校园里的文艺领袖，曾主持清华文学社等校园文艺团体，是校园戏剧、诗歌、美术等活动的积极分子，在校期间，即发表《二月庐漫记》等系列散文作品以及诗、赋、骈体、评论等古今体诗文作品，备显其洋溢的才气和卓见。

1922年7月，闻一多启程赴美留学，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攻读美术。留学期间多有诗文、美术、戏剧等创作，192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因报国思乡心切，闻一多于1925年提前回国，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政治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8月，他受聘担任母校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一二·九”运动后，反动政府加紧了对进步学生的控制。1936年2月29日，4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园，包围学生宿舍，从晚七时开始搜捕进步同学。各位教授家成为掩护学生的“避难所”。蒋南翔后来在《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提及：“记得黄诚和姚依林等躲到冯友兰教授家，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女同学躲到朱自清教授家，还有些同学躲到闻一多教授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先在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奉命西迁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历兼两校教授，并较长时间兼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和中文研究部主任。日深的国难，使他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里无法潜心学术。在其新诗《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中，他将书桌上的静物拟人化，墨盒、字典、笔洗、桌子纷纷讲话，怨声沸腾，相互映衬。面对这些矛盾的存在，主人在“咬着烟斗迷迷的笑”中，道出胸中抱负与自身能力的矛盾：“一切的众生应该各安其位。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他以黑色幽默式的新诗，表达了对严峻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怀。他以全然赤子之心转而投身救国救民的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引起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恐慌。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特别是在轰动中外的“一二·一”运动中，他完全与学生站在一起，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辞和演说，并写出《一二一始末记》一文，无情地揭露当局的种种罪恶行径，由此受到学生们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也引起独裁当局的强烈不满。

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拍案而起，同年7月15日，他不顾恐吓威胁参加了李公朴先生追悼会，登台演讲，措辞激烈，痛骂反动派无耻。会后回家路上他倒在国民党政治谋杀的枪弹下。对于“一生不愿做官，不愿离开清华”的闻一多，这一次离开竟成永别。他以伟岸傲骨坚决捍卫国家民族的民主与正义、英勇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已永远化作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清华园中屹立在水木清华山岗之巅的“闻亭”，亭中“使糊涂人清醒，使反动派战栗”的警世古钟，以及山麓旁苍劲弥坚的闻一多塑像，是对学者、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及其不朽精神的最好纪念。

晗亭 吴晗雕像与西院12号

晗亭是近春园遗址中的重要建筑之一。1984年10月，为了纪念杰出的校友、学者吴晗先生，学校在近春园内建造了这座玲珑别致、碧瓦飞檐的古亭，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晗亭”匾额高悬于檐下正中。1986年4月，又在晗亭附近建吴晗雕像一座，呈现手持书卷、面容含笑遥望远方的姿态。与晗亭隔水相望的清华园西院12号，是吴晗的故居，那里曾是解放前清华党组织进行秘密活动的一个据点。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号梧轩，浙江义乌人。1931年，吴晗在胡适的推荐下考入清华历史系，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明史、明代社会等课程。在校时他刻苦攻读，学术上很有成就，师友称之为“太史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后任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教学中他态度严谨，善于借古喻今，备受同学称颂。他本来埋头书斋、不问政治，后来在民族危亡时刻，他毅然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和和民族解放事业。1943年，吴晗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兼任民盟云南省委青年部长，开始新的政治生涯。他与李公朴、闻一多一起，无情揭露与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和法西斯统治，深受青年学生拥戴。他与闻一多被称为“两个书生，两个战士”，“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头凶猛的老虎”，成为抗战后期大后方的进步教授和民主斗士。1945年，民主青年同盟成立后，吴晗帮助他们建立了秘密印刷厂，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不懈的斗争。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害后，他曾被反动派列为第三个暗杀的对象，只因提前离开昆明北上，才幸免于难。

清华复员后，吴晗继续在清华任教，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46年，吴晗任北平市民盟主要负责人，他的居所西院12号，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民盟、民主青年同盟的秘密活动据点。吴晗回忆，“尽管外面是黑的，这所老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志，民主同盟的同志，有时还有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在这里联欢会。清华的同学不必说了，燕京、北大的同学也经常来。有许多次运动的宣言、声明、通电等等，是在这所房子里起草的。”

在西院12号，清华的进步青年还组织了读书会，吴晗多次为读书会演讲。他还担任共产党领导下由青年教师组成的“通识学社”的导师，参加学社活动。费孝通曾回忆：“他从不以高明自居，总是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把多年精湛的研究心得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毫无保留地摆出来，通过讨论引导大家提高学习革命理论的兴趣。”

受到白色恐怖威胁的革命同志，也在西院12号得到掩护。吴晗回忆道：“王冶秋同志在大雨里跑来，说余心清被捕了。我即刻通知城里的同志来商量，决定王冶秋从东便门上车，经天津回解放区。这晚上，他们四五人都睡在地板上。第二天一早，冶秋脱下他的军装，换上我的旧蓝布褂、破毡帽，戴上一副黑眼镜走了。”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区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吴晗深情地回忆：“我们输送了一批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其中有些是和我直接见面的，有些是经过间接关系的。只要有可靠的人介绍，我们便替他们安排一切，顺利地通过封锁线。”1948年，吴晗被列入国民党“剿总”黑名单。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离开清华奔赴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代表回到清华，参加改建校务领导机构的工作，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兼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949年11月吴晗当选北京市副市长，1965年11月因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

近春园荷花池畔邓小平题写的“晗亭”，红色花岗岩雕刻的吴晗雕像与西院12号故居一起，构成吴晗作为学者、民主战士、优秀共产党员壮丽人生的写照。

新林院8号

清华大学校园南侧，上世纪30年代筑有一片教师住宅区，称为新林院。当年，这里曾云集过一大批文、理、工科的著名学者教授。其中，新林院8号，就是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曾居住8年的寓所，不仅见证了清华建筑系创建的历史、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起步，而且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方案。

梁思成（1901-1972），梁启超之子，1915-1923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4年与林徽因一同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求学。1928年9月，结为夫妇的他们回国到东北大学创建建筑系。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期间，他俩共同考察测绘了国内15个省、200多个县的200多处古建筑物，得到世界的关注。抗战胜利后，他们又一起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工程系，培养了大批建筑方面的人才。

可贵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新林院8号居住期间，还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寓所也被誉为“红色客厅”。

1948年末，清华园首先迎来解放，但北平尚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古都北平的命运，令梁思成，林徽因夜不能寐。他们为登门请教的解放军代表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区域，并绘制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图录；建筑系教师还为南下解放军编写了全国文物建筑保护单位目录，这些举措给予战时北平的文物建筑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解放后，梁思成继续以建筑师前瞻的视野，为保留古都风貌奔走呐喊，提出北京城市规划与发展方案。

带着新中国成立的欢欣和热情，梁思成、林徽因不顾病弱之躯，积极投入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那时，梁再冰记忆中的新林院8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好像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妈妈正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其他一切似乎都暂时忘记了”。与解放前下午茶的氛围相比，“新林院8号客厅中的气氛也变了。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作间’，建筑系的师生们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感受到家中浓厚的‘国徽氛围’”。郑孝燮先生回忆:“为进行重大设计工作的需要，客厅中临时增设了高大的绘图桌。建筑系参与设计的教师前来讨论和修改设计时，常需围绕绘图桌对方案进行评论修改。”中华文化传统与革命精神完美结合的国徽方案，在新林院8号诞生了。不久，他们又共同投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新林院8号也是清华建筑系的“家园”。清华复员北平后，梁思成即建议增设建筑工程学系。1946年秋末，受梁思成之邀，青年吴良镛从南京北上清华共创建筑系。在新林院8号，林徽因与他长谈专业、艺术与生活。为建筑系成立，吴良镛感慨道:“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的难题。”经师生共同努力，建筑系很快成为清华在学术文化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非常活跃的一个系，教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各项工作卓有成效。

梁思成始终强调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树立“住者有其房”的职业使命。他率先倡导“体形环境”理论，将“建筑”的范畴从单栋房子扩展到体形环境—--小至杯盘碗盏，大至整个城市甚至更广的区域。因此，建筑教育就不是仅仅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更要造就融通整体环境的规划人才。他在《文汇报》发表《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全面阐述清华营建系以“体形环境”理论为核心的教学计划。上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领导建筑系师生，投入“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的各项实践，完成了中南海怀仁堂改建设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城市规划、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规划设计等多项建设。1954年，梁家从新林院8号迁居胜因院12号。

与新中国建设的特殊情缘，增添了新林院8号独特的历史意义。2021年3月27日，新林院8号被列入北京市公布的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新林院2号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蒋南翔投身革命，长期从事青年工作，1952年到1966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6年到1966年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2年底，39岁的蒋南翔迈进了熟悉的清华园，开始了他从事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光辉历程。在欢迎会上，蒋南翔深情地说：“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在1932年到1937年期间，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正是在这个强敌压境、我们祖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困难时期，我在这里开始了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再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952年至1958年，蒋南翔一直住在清静宜人的新林院2号。这是一座西式花园别墅住宅，坐落在新林院住宅区最北端。院外有个圆形花坛，一条甬路从院门直通屋前，院内松树围墙、绿草如茵，中间一株松树，东边一丛翠竹在风中摇曳。一天晚上，北京市委领导刘仁到蒋南翔家中商讨工作。公事谈毕，一出房门，清新的空气伴着花木的芬芳扑面而来，刘仁脱口而出：“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

在新林院2号，蒋南翔又认认真真做了一回“学生”。为把清华建设成一流的多科性工业大学，蒋南翔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曾赴东北考察，了解国家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要求。为了增加业务知识，学中文出身的他下决心对自己进行“改装”。人们常常看到他提着书包走进教室，和大学生们一道听高等数学、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当时蒋南翔还兼任北京市和中央的工作，每天处理完校内外的公务，往往已是深夜。他揉揉疲倦的双眼，拿出书本，在灯下一笔一划做习题。他系统地听了各个专业的基本知识介绍，介绍到哪个专业，就到哪个专业的有关实验室参观，还选择一些实验亲自操作训练。为了建设新兴学科专业，他大量阅读了介绍新兴学科的书籍。

在清华工作期间，蒋南翔坚持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他重视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陆续在清华创建了原子能、无线电、自动控制等一批新技术专业和学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使清华自身的发展迈向了新的高度。

蒋南翔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兴办高水平大学和培养人才的道路。在学校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实践中，他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创造性举措和有独特见解的教育理念。他认为，学校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培养出的学生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要求做好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从觉悟高、学习好的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政治工作干部，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1953年1、2月间，从三年级学生中选拔了25名政治辅导员，在蒋南翔家里召开了辅导员第一次会议，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年轻时担任一些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今后一生的工作都会有好处。这就像唱京戏要从小训练，科班出身一样。”50多年来，政治辅导员制度在清华仍焕发出勃勃生机。

新林院2号是蒋南翔的生活寓所，更是他工作的场所。蒋南翔十分重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亲自给教师开设哲学课。工作繁忙时，晚上开会往往要到午夜。碰上第二天要上讲台，就得连夜备课，这里的灯光彻夜不熄。蒋南翔在清华求学时就喜爱长跑，住在这里后在新林院旁边的操场上，人们常常看到他跑步的矫健身姿。

蒋南翔没有节假日休息的概念，在身兼数职、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为及时了解学校情况、处理问题，他固定在星期天晚上召开学校主要领导干部会，会议室就在新林院2号西边的大房间。沉浸在工作中的蒋南翔没有留意时间的飞逝，工作结束时往往已是凌晨，他还关切地对秘书说“早点睡吧”。人们深深为他勤奋工作的干劲和只争朝夕的精神所感动。

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做校长13年半，在他的领导下，清华的办学规模与水平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并取得许多重大科研成果。他的治校成就为日后清华大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教育思想至今有深远的影响。

如今的新林院2号已被列入2019年公布的“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建筑”。走过这里，好像仍能看到一身朴素蓝布衣服的校长的身影，蒋南翔校长永远活在清华人的心中。

大礼堂

大礼堂位于清华园中心地带，1921年由美国建筑师仿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礼堂建成，拥有罗马式和希腊式混合的古典柱廊。走进黄铜色大门，开敞的大跨结构让人心胸为之一阔。整个建筑下方上圆，庄严雄伟，既寓含着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自然哲学观，也融入了清华人“坚定朴实、不屈不挠”的卓越品格。

大礼堂被视为清华园中“最有光荣历史的建筑物之一”，见证了诸多爱国运动的激情出发和胜利凯旋。

北平解放之前，青年学生为国家何去何从而激烈争论。支持共产党的同学占了大多数，他们总是在大礼堂聚会，因此被称作“大礼堂派”；而支持国民党的另一派人数较少，只能选择在同方部聚集，被称为“同方部派”。

1949年后，每当共和国有大事发生时，大礼堂前就热闹非凡。1967年，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消息传来，师生们载歌载舞，为这一伟大成就而欢呼庆贺。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盛大的欢庆会再次在这里举办。

大礼堂一直是学校重要的集会中心。国际政要、学术大师、社会名流，纷纷登台亮相、纵议天下；重大活动、高层会议、报告讲座、文艺汇演，一次次在这处高深的穹顶下冉冉展开。

大礼堂历来还是校园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建成后，周末放映电影就成为惯例，最初多为西方电影。1918年前后，学生们曾在《清华周刊》上发起“改良清华电影”的讨论，写文章痛斥那些“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的坏影片。上世纪90年代起，新年电影晚会成为清华师生辞旧迎新的视觉盛宴，学校领导也纷纷到场，共听钟声、共庆盛世华章。如今，改造后的大礼堂拥有最先进的放映设备。在悲欢离合、光怪陆离的银幕影像背后，不变的仍是那些沉默的青砖。

同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周末的大草坪，常能看到一群群学生在这里用质朴的吉他，弹奏出中国校园民谣。他们的歌声早已传出清华，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2010年，大礼堂在修缮过程中，挖掘出一处早在礼堂开工前就存在的古迹，据考证很可能是康熙时期皇三子老师陈梦雷的住所“松鹤三房”遗址，大礼堂针对该遗址增加了专项保护设计。这座300多年前的古迹也为大礼堂又涂抹了一笔更重的人文色彩。

大礼堂内南墙上高悬着“人文日新”匾额。“人文日新”匾额由1926级毕业生赠送，在大礼堂内悬挂至今。匾中“人文”二字源自《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概指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日新”一词典出《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次礼堂整修时都会重新油漆这个匾额，鼓励全校学生传承人文传统，培养创新精神，开创下一个百年的辉煌。

清华学堂

在大礼堂大草坪的东南方，耸立着一?式样别致而庄重的楼房，青砖红瓦、坡顶陡起，属于典型的德国古典风格建筑，这就是清华园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清华学堂。

1909年清廷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游美，同时着手筹设游美肄业馆。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廷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之后，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华学堂大门外，正额“清华学堂”四字即为那桐手书。

清华学堂分西部、东部两期建成。其西部建于1909-1911年，学校同期兴建的还有二院（在清华学堂以北、电机馆的西边，现已拆除）、三院（在大礼堂以北，现已拆除，在其原址扩建新图书馆）、同方部等一批建筑。这批建筑基本竣工后，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这就是清华历史的开端。

1916年，清华学堂向东进行扩建，扩建后总建筑面积达4650平方米。西部建成后成为高等科学生的教室，东部建成后曾是高等科毕业班的学生宿舍，所以历史上也称“高等科”或“一院大楼”。

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学堂曾是培养国学人才的摇篮。1925年，清华在此设立新制大学部，开始招收大学一年级学生，并创建了清华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名师荟萃。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曾在此任教，再加上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纷纷着力培养学生，研究中国文、史、哲诸学。往日回荡英文诵读声的地方，第一次发出了国人自己的声音。国学研究院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国学传承者，如王力、吴其昌、陈守实、蒋天枢、戴家祥、蒋麟、谢国桢等。

施滉，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求学期间，他就曾在清华学堂楼内75号房间组织工读团，各种劳作工场也设在这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解放初期，学校的教学、行政等机构设在清华学堂。东部几个房间曾是中共清华党总支的办公室。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夕，青年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学堂一楼地下室内，写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痛陈华北危机，他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表达了华北学子的心声并在全国民众中引起共鸣。

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梁思成为主任的清华建筑系迁入清华学堂，一楼门厅和长廊上悬挂的琳琅满目的各种名画，呈现出一派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成为许多清华人美好的记忆。文革后，学校对年久失修的清华学堂进行修缮加固，这里曾一度成为学校公用制图教室，后来又成为部分行政机构的办公场所。

如今的清华学堂依然是杰出人才成长的摇篮。2011年4月14日，“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全面启动仪式举行，在百年校庆来临之际，修缮一新的清华学堂成为该计划的专用教学场所。一批国内外最优秀的名师和青年才俊聚集于此，致力于培养未来科学研究的领跑者，清华学堂数学班、清华学堂叶企孙物理班、清华学堂化学班、清华学堂生命科学班、清华学堂钱学森力学班（钱班）、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清华学堂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世文班）、清华学堂人工智能班（智班）、清华学堂量子信息班（量信班）、清华学堂哲学班的同学们在这里学习、成长。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1990年2月23日公布的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位，以及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清华大学早期建筑被列入保护名单，清华学堂榜上有名。

清华学堂留下了一代代清华人足迹，见证着清华百余年风雨历程，更是一部浓缩的清华历史，以其独特的魅力述说着古今、孕育着未来。

西区体育馆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说：“清华读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其中一个就是体育馆。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也曾忆及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北大有胡适之，清华有体育馆。”

季羡林、陈省身所说的体育馆，就是西区体育馆。西区体育馆是清华第一个体育馆，位于校园西北部，清华第一个运动场——西大操场的西侧，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

西区体育馆分为前馆和后馆两部分。前馆建于1916-1919年，由墨菲设计，一层和二层混合结构，外表采用西方古典形式；后馆建于1931-1932年，建筑设施与前馆巧妙相接，风格浑然一体。前馆建成后，曾是国内最先进的健身房，室内篮球场、手球场、80码的悬空跑道，此外还有暖气、热气干燥设备，特别是附设的室内游泳池，实行池水水源消毒，十分清洁卫生。这在当时的中国高校中绝无仅有，清华人曾长期引以为自豪。

清华素有重视体育的传统，西区体育馆在清华体育运动史上更有着独特的地位。1919年体育馆建馆伊始，学校即开始正规的体育课教学，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一直是清华师生室内体育动和比赛的重要场所。作为清华体育运动发展的摇篮，它曾不断地汇聚着我国体育界的精粹，如我国体育先驱马约翰、曹霖生、郝更生以及李剑秋、夏翔等都曾在此长期执教，为祖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体魄健全的人才，其中不乏体育运动的佼佼者。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清华学生孙立人、邓健飞所在的中国篮球队获得冠军，作为主力队员的孙立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933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清华运动员罗庆隆、张龄佳、彭永馨分别获径赛800米、铁饼、标枪第一名。

解放后清华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锻炼。至1958年底，全校学生基本上通过了“劳卫制”一级，成为最早通过全市和全国“劳卫制”锻炼标准的高校之一，并在各类体育比赛中取得突出成绩。据统计，从1953年到1965年，在北京市举办的21项体育比赛中，清华获得16项冠军、5项亚军，并有11人获得“体育运动健将”称号。如1959年赵希正获“花样滑冰运动健将”称号，1963年自行车运动员张立华两次破全国纪录，荣获“运动健将”称号。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除了归功于清华重视体育的传统以外，作为第一代体育运动设施主体建筑的西区体育馆的确是功不可没。

西区体育馆还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之紧密相连。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5月5日，清华学校学生在体育馆前召开全校大会，高呼“收复失地”、“废除21条”等口号，决定6日起罢课。5月9日又在体育馆内举行“国耻纪念会”，宣誓“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会后在西大操场焚烧了校内的日货。

“一二·九”运动期间，体育馆曾做过保护进步学生的“掩体”。1935年12月，为反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清华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呐喊，并积极参与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请愿、罢课、南下宣传等行动。1936年2月29日，数千名国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了清华园，疯狂逮捕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全校绝大多数同学躲藏在体育馆内。军警进校时，发现全校竟是“空城”一座，几经周折才发现体育馆内有人，于是同学们团结一致同军警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

建国之初，作为北京唯一安全、清洁、供暖设备齐全的室内游泳池，体育馆成为游泳爱好者们的“胜地”。1954年的冬天，毛泽东主席也多次来此游泳，留下一段佳话。1957年，蒋南翔校长面对已经76岁高龄却依然面红身健的马约翰时表示：“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1964年，在马约翰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蒋南翔校长又说：“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赛，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一口号充分体现了清华的优秀体育传统，也成为了清华人广为传颂的奋斗目标。

作为清华第一代体育设施主体建筑，西区体育馆见证了清华师生薪火相传的体育精神。

同方部

同方部是清华建校初期首批建筑物之一。据《中国近代建筑总览》之北京篇的大事记所载，它与清华的一院大楼、二院、三院、北院住宅及校医院等，均建成于1911年（宣统三年）。同方部整个建筑灰砖墙身，红瓦坡顶，欧式风格。其西部为单层建筑，占地面积较大，有一个朝南的正面门廊；东部为二层建筑，独自另有一个朝南开的门。也许为便于大家看到它的名字，“同方部”的匾额没放在正门，而是悬挂在西部朝向大礼堂草坪的西边大门上方。

“同方部”的名字，并非伴随着楼房建筑的完成就有的。建校初期它被当作礼堂用。1923年学校成立“德育指导部”，该建筑才有了“同方部”的名字，作为课外训育活动的场所。关于“同方部”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由于当年“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生而设，并无专业，“同方部”可能是今日的“基础课部”之意。更普遍的则认为，“同方”两字源于《礼记·儒行》中“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方”作“道义”，“法则”解，“同方部”就是“志同道合者相聚的地方”。

1925年改办大学以后，由于有了新建的大礼堂（1920年建成），同方部被用作小礼堂开展一些讲演、聚会和社团活动。上世纪30年代，新生入学时，梅贻琦校长曾常在这儿接见新生。如今，透过同方部古朴陈旧的外表，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采集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

1914年，当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给清华学生做了题为《君子》的演讲。梁先生援引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来激励学生刻苦学习、修身成才。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校训，成为一种清华精神的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时，清华文学会在同方部举行追悼大会，闻一多、朱自清等出席并做了讲演。闻一多称赞鲁迅“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因此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

也正是在同方部，1948年7月，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会场挂着闻一多画像，长髯飘拂，口含烟斗，栩栩如生，气氛庄严肃穆。朱自清在《挽一多先生》中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刻画出了闻一多民主斗士的光辉形象。而不久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时，清华人又在同方部哀悼这位令人尊敬的一代文学家。同方部的四壁挂满了校内外的挽词、挽联和来自全国的吊唁电文。其中杨人楩所致挽联“为青年师为青年友望重人寰犹有风格垂世范，精语体诗精语体文学通今古此中薪火付谁传”，道出了全体师生对朱自清先生在为人和治学方面完美人格的深切怀念。

“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华北。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清华师生为抗议日本暴行，特将同方部命名为“九一八纪念堂”，并有横额悬于门楣之上。数年后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横额被迫摘下，但清华师生心中的抗日怒火是任何力量也扑灭不了的。随着全国抗日声浪的高涨，清华学生分为两派。大多数同学（如蒋南翔等）主张坚决抗日，经常在大礼堂开会，被称为“大礼堂派”（亦称“救国会派”）；另一派同学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人数少不得不退守一隅到同方部去开会，被称作“同方派”（又称“小礼堂派”）。

1947年秋，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先生首次将他的“理工与人文必须结合”的教育理念带到了清华。在同方部，梁思成先生做了题为《理工与人文》的演讲，提出学理工的人应当加强人文科学素养，过分地重视技术，不理解人文，以至于社会伦理道德沦丧，不懂得人文科学的人只能称之为“半个人”。梁先生的许多学生颇有感触地说，梁先生的这一观点对自己的成长“影响很大”，这个命题至今仍“发人深省”。

一代又一代清华先贤的人格、风骨、精神都在同方部得到纪念与传承。

同方部一直是公共活动的场所，改革开放以后同方部各区域曾先后作为展览场所、画室、办公地等使用。在北京市人民政府1990年2月公布的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以及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清华大学早期建筑被列入保护名单，同方部榜上有名。朴实的同方部，同样见证了世纪清华发展的风风雨雨，留下了众多清华学子的匆匆足迹。

静斋

清华园内有八座比较有名的斋子，被称为“清华八斋”。“清华八斋”可以分为“前五斋”和“后三斋”。“前五斋”——明斋、新斋、善斋、静斋、平斋建于解放前。1952年，清华兴建了“后三斋”——诚斋、立斋和强斋。

建于解放前的“明、新、善、静、平”五座斋是早期学生宿舍，静斋是清华第一座女生专用宿舍楼。目前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明、新、善、静、平”五个字均出自《大学》，表达了学校对学生的修身齐家平天下之期望甚深。

静斋位于近春园与清华园交界线上，与“甲所”一丘之隔。该楼建于1932年，当时为女生宿舍，并附有专用食堂，总建筑面积2109平方米。

静斋建成后，全校女生及部分青年女教师迁入。当时的女生宿舍门禁很严，男生及外宾一律不准擅自进入。静斋设有专门且设备考究的会客厅，但要会见并不容易。

在1936年“二二九”大逮捕时，这种“禁律”发挥了作用。2月29日天未亮，楼下便涌来大批军警，声嚷着要进楼抓人。助教兼舍监蒋恩钿立即迎上去，平静而严肃地说：“清华校规，楼内住女学生，任何男性不准上楼，警察也不例外。”警官只好往城里打电话，叫女警察。同学们以此赢得了时间。后来静斋配合全校采取行动，取得了反逮捕斗争的胜利。

静斋迄今仍是许多清华女校友缅怀和神往的地方。纪毓秀、王次蘅、陶守文、陆璀、韦君宜等大学时代都曾在静斋住宿，并从事革命活动。她们在文章或回忆录中经常深情地描述当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或与反动派作斗争的情况。

静斋见证了清华发展的风风雨雨。清华大学2009年12月成立数学科学中心，聘请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作为支持清华大学发展数学学科的重大战略举措，2014年底教育部批准依托清华大学成立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现在的静斋便是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地点，肩负着培养新一代数学人才及促进数学思想和成果交流的使命和责任。

明斋

明斋，其称谓取自《大学》的开宗名义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斋是“清华八斋”中的第一斋。

明斋位于西大操场北侧，始建成于1930年，是清华学堂改制成国立清华大学之后的第一幢学生宿舍，又称“新洋楼”，是由当时在天津基泰工程司供职的杨廷宝先生设计的，与当时杨先生设计的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一起，被称为清华的“又一四大建筑”。

明斋的建筑面积4417平方米，南北长85.4米，东西两侧长81.7米，三层建筑。在明斋的四个角上都设有门，主要入口设在两个转角处，中部设置过街楼，便于南北的穿行。宿舍每层有66个房间，每间住2名学生。楼梯间的两侧是公共的厕所盥洗室。1930年落成的明斋刚开始叫做四院，后来才改名“明斋”。

明斋是清华大学第一栋学生宿舍，宋平、姚依林、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两院院士和各界英才在学生时代都曾居住于此。明斋也曾是清华园内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活动场所之一，在历次爱国运动中，一些学生领袖和骨干分子常在这里开会，制定行动计划和对敌策略。

1948年秋，当北京城即将解放的前夜，在学生宿舍楼117室，10来个学生将手举过头铿锵有力地呐喊“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手掌相握，自愿组成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小组，其中一名成员是朱镕基，而这座学生宿舍楼就是明斋。那段时间，在这所可容纳10余人的宿舍里，他们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编油印报《晓露》，旨在向中学青年传播革命思想。

在清华刚解放的时候，117室的成员奉地下党的命令，用红油墨印出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以供全校同学学习。对117室的战友来说，“明斋117室”，是一面旗帜，是一种追求，而现在，“明斋117室”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印记。

明斋作为学校早期建筑之一，至今还是老一代校友的亲切记忆。2015年校庆之际，1951届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回到他学生时期住过的宿舍——明斋，回忆在清华学习的往事。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百岁老学长宋平回到母校清华，他首先来到了清华明斋，在自己当年的宿舍——明斋前驻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座“凹”字形建筑见证的历史正如斋语所说的那般气势磅礴。如今的明斋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馆，随着清华文科复兴而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西门

西校门由大理石筑成，高大雄伟，两头威武的石狮守护着大门，正额上方镌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清华大学”校名。

清华校门原在现在的二校门处，1933年清华扩建西院住宅的同时，修建了新的学校大门，即现在的西门。西门建成后，对维护教学秩序，保障师生安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二·九”运动期间，军警屡次想进校捣乱，均被门警阻于门外，郑重声明：“非经校长允许，任何人不得擅入校园。”

1936年2月29日，400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强行闯进了校园，将平斋、善斋、明斋、新斋等宿舍重重包围。当时，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蒋南翔在三院附近被抓住，在城里做地下工作的姚依林从城里回校，也在西校门被扣留，民先队员方左英和一名工友也被抓，激起公愤。他们在民先队员带动下冲出宿舍，用石头、木块和武装军警搏斗。追到西门附近，终于把姚依林、蒋南翔等夺回，并捣毁了他们开来捕人的汽车。

1948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也随之解放。12月18日，西门口贴出了一张布告：“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俾众周知！此布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中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1990年2月公布的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以及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清华大学早期建筑被列入保护名单，西门榜上有名。如今，每逢节日，西校门前鲜花簇拥，门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二校门

二校门矗立在东西主干道上，是清华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被认为是清华大学的象征。它是一座青砖基座、白玉石砌成的三拱石门，古典优雅、风韵高洁。中间一道弧度完美的大拱门之上，镌刻着清末大学士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鲜明而有神采。

二校门始建于1909年，最早是作为清华学堂的主校门而存在的。后来，校园扩建，园墙外移，1933年学校修建西校门后，这座最早的校门就被称之为“二校门”。站在清华路，北望二校门，可遥看清华大礼堂、日晷和清华学堂等景观。

二校门原为封闭式，东西两翼伸以短墙分别与其他建筑相连，中间设两扇铁栅栏门。梁实秋写道：“紧把着校门，一边是守卫处，一边是稽查处和邮局；守卫处里面有二十几名保安警察，我们从这里经过，时常可以听见警笛的声音吹得呜呜的响，接着便可以看见许多警察鱼贯而出，手里持着短小的黑漆木棒，到晚上就肩着枪，带着灯了。他们的白布裹腿和黑色制服（相互）反映着，显着格外白净。”

作为当年的清华校门，它非但形体肃美，门纪也非常严格。早期中等科低年级学生，非经请假，不准擅出校门；为了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一切与学校无关的闲杂人等，非经特许，绝对不准擅入校门。1930年“校长风潮”期间，阎锡山派一位清华校友乔万选来做清华校长，被学生会派人拒之此门之外。经过交涉，其所带随从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校门，只把该校友一人请至同方部，逼他表达了“永不出任清华校长”的承诺后，离校而去。

1950年代后期，为了交通方便，二校门两面的短墙被拆去，但保留下的校门主体部分仍不减其庄重肃美之姿，自此它作为校门的功能性大大减弱，而成为校园中的一道标志性的风景。1966年，二校门被红卫兵拆除。1991年，在海内外广大校友的呼吁与支持下，二校门得以恢复重建。

时光荏苒，二校门在风雨中默默见证着清华大学的历史与发展。它不仅仅是清华园的鲜明标志，更是长期以来清华人勤奋求实、荣辱不惊之品格的象征。

日晷

位于礼堂前大草坪南端的古典计时器——日晷，是1920级学生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上部是日晷的造型，下部底座镌刻着1920级的铭言“行胜于言”的中文及其拉丁文译文，以及建造的日期。

1920级是清华学校时期优秀的毕业年级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化学家曾昭抡、陈可忠、萨本铁、赵学海，植物学家张景钺，政治学家萧公权等，均出自于这个年级。1920年春，庚申级同学毕业前夕，大家商议要做一纪念品向母校献礼，经反复磋商后选定了日晷方案。日晷仪由同学们集资建造，摆放在高等科教室（即清华学堂）前的草坪上。它可供同学们上下课守时的参考，同时亦含有惜阴、即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意思。

据当时主持其事的庚申级校友华凤翔回忆，上部的日晷盘由美国数学教员海晏士（Heinz）依照北京经纬度绘制，委托北京著名景泰蓝厂老天利以银胎珐琅烧成。其晷底座用汉白玉请工匠在校内雕作而成，并四面刻文，为二中二洋。其正面（南面）中文“庚申级立”，背面（北面）英文为“Class 1920”。一侧中文“行胜于言”，另一侧为“行胜于言”的拉丁译文“Facta Non Verba”。中文请庚申级同学邹宗彦之兄邹宗善书（邹宗善为南开大学生，曾与周恩来总理同学），外文由华凤翔学长书写。经过数月的精心制作，1920年暑期日晷完工，摆放在高等科教室右侧草坪上。

日晷伴随着清华经历了几番坎坷，日晷自身也历经沧桑，数十年间三易其盘，一银二石，其座亦数易其位。解放前（约在1948年），日晷就摆放在大礼堂草坪前，当时的日晷盘变成石刻的了，原来的银胎珐琅盘已不知去向。后来“文革”期间，学校多次在大礼堂前草坪上召开批斗大会，为扩大场地把椭圆形草坪切成长方形，并把日晷拆除移去。原来放置日晷的地方，被补上水泥，日晷亦不知流落何处。直至“文革”结束后，学校逐步收复清华旧物，日晷才被从乱石堆中找出，但日晷盘已不见了。现在看到的日晷座已是修补过的，而日晷盘则是后来新作的，清华七十周年校庆时方与校友们再次见面。

如今日晷已成为清华园中一处重要景点，游人如织，人们喜欢在日晷旁留影纪念。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周围秀丽的风景，日晷传奇般的经历、优美的造型，更因为日晷上镌刻的“行胜于言”四字，道出了清华校风的一大特色——“实干”。而今这种实干精神，仍然能够清晰地从清华人的身上闪现。“行胜于言”体现的不仅仅是清华人务实的精神，也反映出清华人不畏艰难、顽强拼搏，一步步奔向目标的那种永远向上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