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校园学堂路西侧的青草坡上，有一座复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体主看面朝向昆明所在的西南方向，正面刻有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背面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的姓名，共计834人。一侧刻有西南联大校训，一侧刻有清华大学为复制纪念碑所立碑志，碑志由徐葆耕教授撰写。纪念碑于2007年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落成。

纪念碑选址在一片绿地之中，青草依依，绿树成荫，东侧有起伏的土坡，向西面向校河。依据地形条件，设置了层层跌落的台地，每层台地皆为不规则的折线，隐喻了中国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刚毅性格，富有力度。下方的三块台地象征了当时联合起来的三所大学，以不同的铺地材料指涉了三所学校的性格，在其之上是一块完整的混凝土地面，象征了团结和凝聚力。这块场地的中央为经过锈蚀的钢板，体现历史的沧桑感，而碑体则从钢板中间拔地而起。钢板上在四个正方位都有线条和磨亮的铜块作为标志，据此可以看到纪念碑朝向西南（即昆明方向）有偏转，通过形象的语言表现了“西南”和“联合”的概念。碑身是黑色花岗岩，密度坚韧、无杂色，洁白的碑体以叠退的方式，通过光影增加造型的层次感，庄重中不乏细腻，既有校园气息，又不乏庄重、肃穆的纪念性。

纪念碑的原作，建于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之际，至今仍矗立在原联大校址——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师生除少数留在华北投身抗日事业外，举校南下，按照当时政府当局的统一安排，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先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忍奋斗八年，终于随着日寇的覆亡又复员回到清华园。

《联大校歌》记述这段经历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是一段传奇。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三校师生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团结合作、弦歌不辍，不但维系了中华教育之命脉，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国事维艰、物质窘迫，西南联大教学和生活的环境异常艰苦。华罗庚一家居住在郊区一个牛圈的二楼，六年来一直过着与“牛”共舞的日子。闻一多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替人刻印挣钱。因为路途遥远，很多教授都要步行十几公里来校上课。周培源每天骑马的身影，则成了西南联大一景。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安全。日寇飞机经常来袭，“躲防空”成了人人都上的必修课。在连绵的烽火中，师生们依然坚持求索、不懈追求。

伴随着空袭警报声，金岳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论道》。一批开创性的著作和学术成果也纷纷在硝烟中问世，为联大赢得“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的称誉。

许多留洋海外的清华学子踊跃回国，以最新的知识反哺母校和祖国。八年中，在西南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3800余人。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元勋、90多位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和灿若晨星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及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西南联大师生中，先后有29位烈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三校开始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会上宣读他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备述其八年来的历史和成就。

纪念碑以1136字（文1016字，铭120字）记载了其始末，讴歌了其精神。“诗书丧犹有舌”掷地有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不屈不挠，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撰文”冯友兰、“篆额”闻一多、“书丹”罗庸。关于碑文，冯友兰晚年曾有“自识”：“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