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蒋南翔（1913?D1988），江苏宜兴人。我国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5年参与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解放后，1952－1966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此期间还先后任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部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重返教育部任部长兼党委书记。1982年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卓越的开拓者。

 

     蒋南翔，江苏宜兴人，1913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高胜镇，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四次全会增选为常委），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他毕生致力于党的青年工作和教育事业，在领导我国青年运动和培育工程技术与尖端科技人才方面成绩卓著，功不可没。

 

 

 

     这是蒋南翔的一首自述诗，朴素而感人地叙述了他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让。日军得寸进尺，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伸向全中国。

 

     1935年夏，日伪勾结，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华北危机，迫在眉睫！

 

     当时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习的蒋南翔（1932年考入清华），已由一个喜爱“斗牛”（30年代清华特有的一种篮球运动）、专心读书的质朴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

 

    蒋南翔在学生时代，经常身着一件灰布袍，平时静若处女，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给人的印象是诚朴寡默、沉着静谧。在清华，他先后参加了进步的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现代座谈会”，宣传进步思想，常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对时事的精辟分析，打开人们的心扉，赢得同学的敬佩。

 

    1935年暑假，蒋南翔当选为学生进步刊物《清华周刊》总编辑和清华暑期同学会主席。他思想敏捷、才华横溢，利用《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推动清华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0月，他接任清华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并参加北平西郊区委，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清华地下党和学生运动。

 

    “一二?九”前夕，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何风元（清华学生、清华地下党前任书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蒋南翔，要他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立即躲到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闭门凝思，怀着满腔激情，写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一边写作，一边不能自己地泪流满面，痛陈华北危机，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一悲愤呐喊，表达了华北学子的共同心声，发聋振聩，成为传诵远久的名句，对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产生过重要作用。

 

    蒋南翔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和燕京、辅仁、中法大学等校编为第三团，蒋南翔和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为负责人。1936年1月，蒋南翔等带领第三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在沿途的市镇、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袭击围攻，被迫返回北平。后来，在清华，以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清华大队”，成为清华学生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在“一二?九”运动前后，蒋南翔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星星地下火的举火人。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运动后期康生插手和制造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制造了一次严重的“左”的灾祸。????在“一二?九”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蒋南翔，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更加成熟。当时，他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并先后参加“青委”和“民委”（由青委和妇委职委合并而成）的审干与“抢救”工作。起初，他也完全接受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但是逐渐被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所唤醒。他反思道：“许多坦白分子，都在语无伦次、莫名其妙地乱咬胡说了。像杨学诚这样纯洁优秀的青年同志，竟被指为‘特务头子’了；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而青委的审查干部工作，也愈来愈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进行了，诸如此类的事实，都不能不引起我对于这种普遍推行‘抢救’方式的根本怀疑，不能不刺激我深深地思索，苦苦地思索，差不多是一日数次地在头脑中盘旋着这个问题。”

 

    1945年3月，他直言不讳地写了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上书中共中央，忘身进谏，对抢救运动提出了批评意见，对审干中采用群众斗争方式的错误与危害、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偏向、以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都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他的正确意见并未被接受，且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到冷遇。直到1985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正式作出结论，明确表示蒋南翔当年给中共中央写意见书，“不但符合组织原则，内容也实事求是”。1988年蒋南翔病重，在他再三要求下，《中共党史研究研究》杂志（1988年第4期）全文发表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这篇鲜为人知的意见书终于公诸于世。下面摘录几段：

 

    “抢救运动?D?D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中值得保留的组成部分。”

 

 

 

这些意见是何等明澈尖锐！年轻的蒋南翔惟实求是，他的勇敢与坦诚跃然纸上。

 

 

    1952年1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蒋南翔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同时又经教育部批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正值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院系调整结束，清华大学由原来包含理、工、文、法、农5个学院的综合大学转变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年仅39岁的蒋南翔，受命后即带领一些清华干部到东北鞍山等工业城市考察。进行一个多月的认真调查，了解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要求。

 

    同年12月31日，蒋南翔到校就职，开始了他从事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光辉生涯。从其到职视事至1966年6月发生“文化大革命”无法行使行政职权时止，他在清华任校长13年半，成绩卓著，表现出超群的治校才能。

 

    蒋南翔来清华时，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格局已定。经过院系调整，清华大学设建筑、土木、机械、动力、电机、无线电、水利、石油工程等8个系。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如何发展？当时校内同志看法不统一，在苏联专家中有人建议再将无线电等系调出去，把清华办成水土建专门学院。新任校长蒋南翔高瞻远瞩，认为建国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的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深刻的教育改革，其中一些教育制度的变革是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所必需的。同时他对院系调整中的某些做法也有不同意见，对学校原有理学院等院系调出清华深表惋惜，更不赞成把清华办成水土建专门学院的主张。他坚持发展清华大学多年形成的多学科优势和办学特点与好传统，并将清华比喻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提出要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第一流的多科性工业大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他强调新清华有别于旧清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清华为人民服务，而要办好新的清华大学，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在其到校就职的当天，在全校师生代表的欢迎会上他就开宗明义地说“党的领导是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信任共产党的领导，忠实地正确地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有关政策，为办好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而奋斗！”

 

    蒋南翔到校后，立即领导清华大学进行以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对于学习苏联经验，他始终是从实际出发思考的。经过调直，他认为旧中国的工科大学生毕业以后要5年左右才能独立工作，而按苏联经验培养则可以快得多。他肯定了苏联高校把马列主义课程列人教学计划；按国家建设需要设置专业、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加强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等基本经验。同时也对某些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例如关于高校的领导体制，他认为苏联高校普遍实行的校长负责制不切合当时我国国情，因而采取了起某种党组作用的即定期召开的校长汇报会制度，对重大问题由党政工团的党员负责人集体商量决策，为后来过渡到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奠定了基础。又如，他坚持解放区教育的优良传统，十分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53年在清华创立了政治业务“双肩挑”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创造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在蒋南翔的领导下，这次以学苏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绩，使历史上深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传统影响的清华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提高了教学质量，大踏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

 

    用世纪5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尤其是原子能、火箭、半导体、自动控制等新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为了建设新清华，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一流大学，蒋南翔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艰苦的工作。1955年，他在率高教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培养原子能干部以及有关新技术专业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还很落后，如果不首先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中心基地，如像为了发展全国的工业而首先集中力量建立重工业的基础那样，那么就将使我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进展为之延缓。”他主动申请并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率先在清华大学创建和充实了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自动控制与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精密仪器等新兴科学技术的系和专业，建立了原子能应用技术研究基地及相关实验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应用理科，形成战略新布局，为新清华的建设和发展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蒋南翔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认为要办好一所大学，教师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充实和提高师资队伍是教育事业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在清华，他呕心沥血培育了一支奋发向上、埋头苦干、新老结合、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他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持正确地估量教师队伍，认为解放以后经过几次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因此应从实际出发，“争取团结百分之百的教师”。1955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对于我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信任。”后又强调“我们要争取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清华党委要有团结百分之百的人的气魄。”他要求做好老教授和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在教师中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他在清华党委会上提出，在高等学校中，党员干部必须与党外专家结合，实行两种人的会师。所谓“两种人会师”，即一方面帮助非党教授、副教授提高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吸收其中一些符合党员标准的人入党；另一方面要求和帮助中青年教师党员和干部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学术水平，成为新一代专家教授，从而使新老知识分子能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会师。蒋南翔亲自介绍副校长、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和工程教育家刘仙洲教授入党，并撰写题为《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文章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带动了梁思成、张子高、张维、张光斗等一批著名教授相继人党。对于青年教师，特别是党员教师和干部，他提出了“政治和业务两个肩膀挑担子”（俗称“双肩挑”）的要求，既担任党政工作，又从事教学科研，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和培养。许多人迅速成长为新一代专家、教授，成为教学、科研和学校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到1966年，清华教师已由1953年初的425人（合教授、副教授98人），发展到21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02人，形成一支新老结合、具有较高觉悟与学术水平的师资队伍。

 

    蒋南翔谦逊朴实、勤奋好学、踏实苦干，他到清华大学就职之时，在就职致辞中谦逊地说，自己回母校工作，是一个“见习生”，表示要向全校师生员工学习。他常谈，他本来是学文的，要办理工科大学，需要学习自然科学，必须对自己进行一番“改装”。当时，他工作虽忙，但坚持到课堂上同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无机化学和苏联专家讲授的普通物理课，系统地补习数理化基础理论。深夜，工作完后，还坚持做习题，一丝不苟。1957年春，笔者是一年级学生，有幸和蒋校长一起听无机化学课，他深度近视，坐在化学馆大教室的第一排，专心听讲、记笔记，对教师很有礼貌，从不迟到、早退，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他花了好多时间，系统地听了全校各个专业的基本知识介绍，介绍到哪个专业，就到哪个专业有关的实验室参观，有时还选择一些实验亲自去进行操作训练。实习工厂的铸、锻、焊、车、铣、刨、磨各个工种，他都去学习操作一遍。为了在清华建设新兴科学技术专业，他又阅读了很多介绍新兴学科的书籍。他如此发奋地坚持学习，年复一年，在业务上终于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这对他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经验很有帮助。

 

    蒋南翔在主持清华大学工作期间，创造性地落实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成功地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优秀人才。他重视德育，亲自为全校高年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60年代初又为研究生讲授《自然辩证法》，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同学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关于什么是红？ 1961年他明确提出了“两个拥护”（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一个服从”（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的标准。1965年他又将“红”的要求概括为“三个境界”，或形象地比喻为“上三层楼”（亦称“上三个台阶”），他说：“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即爱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即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鼓励清华同学在政治思想上永不止步，争取沿着三个台阶不断攀登，最终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坚持政治和业务的辩证统一，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业务，打好基础，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他关心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提出“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口号，激励着几代清华人，成为清华大学开展体育运动、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在清华倡导并精心培育了三支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工作代表队，校级因材施教的“业务尖子”是科学登山队，运动员和文艺社团是文体代表队。各个代表队都坚持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同时又各展所长，生动活泼地成长。当年，清华学生中涌现出11名运动健将，这在全国高校（非体育院校）中是少有的。如今，在清华毕业生中被选进党和国家、以及省市、部委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大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在校经受过“双肩挑”培养和锻炼的。

 

    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办学实践中，从我国和清华的实际出发，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并在探索中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为清华大学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学思想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蒋南翔认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且要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他主持下，1953年7月第六次校委扩大会议就指出，“清华大学不仅是一个教学的中心，同时要成为科学思想的中心”，推动了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1958年进行教育革命，探索按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错误之后，在“三面红旗”的大背景下，又采取了大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教育革命不可能不受到“左”的冲击，清华大学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专家”等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同时，也有劳动过多，影响基础教学的情况。但蒋南翔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力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他注意听取老教师的意见，在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强调以教学为主，力求保护基础理论课和防止过多的劳动，及时纠正偏差。同时也及时总结这段时期的好经验。1958年水利系师生成功地完成了密云水库工程设计，他亲自领导总结了水八、铸八等毕业班同学参加生产劳动和进行“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的经验，指出这对培养青年学生的劳动观点、与工农结合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很有意义，毕业设计成为教学与生产、科研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他在清华大学较早地提出要“把我们的学校建设成为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者联合的先进基地”。这样，在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上突破了苏联框框。在高新技术专业的建设上，由于解放思想、依靠师生员工的努力，也迈进了一大步。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虽有“左”的干扰，但也可以说，有较多可以肯定的经验。这里蒋南翔在方针政策的掌握上比较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清华大学提出“一个根本（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两个中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三方面结合（教学、科研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奠定了基本格局。

 

    1961年中央部署，教育部门要总结经验。蒋南翔领导清华大学及时清理了1958年以来一系列“左”的口号和做法，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两点论”的观点。所谓“三阶段”是指当时他将清华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两点论”是说对三个时期都应一分为二，既有值得保留的东西，又有要否定的东西。他说：“回顾一下学校走过的道路，清华大学已经走过了三个时期，即解放前后的旧清华时期，1952年以后的教学改革时期和1958年以来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值得保留的东西，而以1958年以后的经验最为宝贵。”强调要把各阶段好的经验集中起来，使学校不断前进。当时，在蒋南翔领导下，学校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学生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工作暂行规定（草案）》、《关于学生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草案）》、《关于保证教师业务工作时间的几项规定（草案）》、《关于课程教学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60条”）的制定提供了某些素材和经验。

 

    在贯彻“高校60条”后，清华大学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科学研究取得突出的丰硕成果。在1965年举办的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科研和生产成果展览会上，清华大学展出了程序控制铣床、电子感应加速器、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光速测距仪、浮动喷射塔板等70多项成果。其数量居高校之冠，质量和水平受到普遍好评，特别是自力更生建成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屏蔽试验反应堆和完成密云水库工程设计，更为世人瞩目；而且，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工艺研究成功，直接用于我国制造原子弹，这一成果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些都同蒋南翔的亲自关心和领导分不开的。

 

    蒋南翔对清华大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领导和治理下，清华大学的规模与水平有很大发展和提高。与1949年相比，在校本科生人数增长4倍，超过万人规模；到1966年本科毕业生达2万余人，是解放前清华毕业生总数的8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还提供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随着教学、科研和学校事业的发展，清华大学校园面积不断扩大。在蒋南翔的奔走呼号下，原校园东侧的京张铁路路段迁移，学校向东扩展。到1966年，校园面积由解放初期的92公顷增加到212.5公顷，扩大一倍多；建筑面积由原来10万平米增加到43万平米，在新扩大的校园东区建造了雄伟壮观的教学主楼、现代化的工程物理系馆、精密仪器系大楼，以及东区学生宿舍和生活配套设施，校园面貌大为改观。蒋南翔治校的成就，为今日清华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蒋南翔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还先后在北京市和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底以后，历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回国留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同时仍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这一时期，他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教育（高教）部以及中共北京市委的具体领导与支持下，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新型人才的办学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61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蒋南翔与教育部长杨秀峰一起在天津、北京等地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 60条”），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的“说明”。邓小平亲自主持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对“高校60条”进行审查修改定稿，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肯定了“高校60条”，说这是个好文件，有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同年9月15日，中央批准试行“高校60条”。其间，蒋南翔还主持起草了“中学50条”和“小学40条”，也先后经中央审议通过。这三个条例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

 

 

    1966年6月，全国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华大地动乱骤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蒋南翔身处逆境，遭受到残酷迫害，始终不作违心的检讨。运动刚一开始，他就明确表示：“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过去，他常说，“为真理而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66年6月蒋南翔被停职反省，1967年8月，“中央文革”宣布蒋南翔为全国首批可以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声势汹汹的“群众斗争大会”从清华到高教部，从北京到上海、杭州，连续不断批斗蒋南翔，有时一天审讯、批斗多达20余次。残酷的斗争，使蒋南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但是他并未屈服。面对百般凌辱与诬陷，他毫不畏惧，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南翔一生刚正不阿，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大讲“活学活用”，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等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刮起了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歪风。在这种压力下，有的学校有人提出了“语录进课堂”的口号，并主张“堂堂用”。蒋南翔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在给有关部门的信中指出：“用施加压力的办法，强调教师‘人人用，堂堂用，全面开花’，恐怕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要注意防止简单化的做法。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将会事与愿违，把好事办坏。”蒋南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主要学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把毛主席语录当作“白莲教”的符咒来念，反对到处乱贴标签。蒋南翔还曾说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只能说是高峰，如果是顶峰就不能再发展了。”然而，这却遭到林彪一伙的怀恨，在“文革”中对他更加进行残酷批斗与迫害。

 

      1968年5月，蒋南翔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进行“监护”审查。1970年8月，他由卫戍区回到清华园，在学校汽车厂铸工车间劳动，继续接受审查。他反对“四人帮”制造的“两个估计”，对《红旗》杂志发表的由迟群一伙炮制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逐条加以批注，驳斥谬论。他在清华铸工车间发表了“关于培养目标和校办工厂的一些意见”，针锋相对地指出，学校应以办学为轴心，不应以办厂为轴心，清华应创办大学而不是中专，公开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气概。

 

       蒋南翔对党襟怀坦白，忠贞不渝，对革命事业无限赤诚。1969年中秋，他还在卫戍区“监护”期间，自吟《钗头风》一首，表明心志：

 

                    月当头，又中秋，王兔默窥前庭柳。

 

    这一曲衷肠，充分展现了一名革命者在困境中坚贞、乐观的高尚情操。

 

     他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一心为使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竭尽全力，即使身陷囹圄，也不改初衷。“文革”中，一个月只发给他40多元钱的生活费，可他仍拿出相当一部分去买书和报纸，还订了电子技术、外文杂志等科技资料。有人问他，现在连一般教师都不买书看，你为什么还买这些书？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中国总是要发展的，发展就需要科学技术，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年，如果再不学习，将来怎么能赶上世界的潮流呀。”其赤诚之心跃然而出。

 

     1974年9月底，蒋南翔被宣布“解放”。因其对当时清华的“教育革命”发表不同意见，再次受到迟群一伙的迫害。不久，他离开清华，先后在河南林县（红旗渠）、辉县、洛阳等地体验生活，深入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和矿山机械厂考察和劳动。

 

     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铮铮铁骨，及其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与坚定的信念，明鉴照人，受到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粉碎“四人帮”后，蒋南翔复出，1977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科委主任。他倡议建立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并积极建议尽快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

 

     1978年，蒋南翔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担任全国科学大会秘书长，为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时又受邓小平委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行调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系统建议，由邓小平亲自批交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对这三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校的“拨乱反正”起了指导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应全国几十所高等学校负责人的要求，邓小平提名蒋南翔任教育部长，兼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他重返教育路线，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力排干扰，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系统地指出了“左”的错误在教育领域的6种表现：1．“我国的文教建设未能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建设事业中比例失调的一个主要方面”；2．“不断搞政治运动，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3．“知识分子的政策过左”，“忽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4．“对于国家干部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影响了一代干部全面成长”；5．“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追求高指标，不量力而行，造成几次大起大落”；6．“对人类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只讲批判，不讲继承。”这种深刻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当时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段时期，蒋南翔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他领导了高等教育的恢复调整与改革开放；还着力抓了普及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提出了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他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经五届人大常委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这些工作使在“文革”中遭到极度破坏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重返教育战线，蒋南翔为新中国教育事业辛勤奋斗30余年，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且行之有效的办学经验，提出许多有创见的教育思想与主张，丰富了我国教育理论宝库。

 

     蒋南翔的教育思想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极为丰富。诸如：

 

    1．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思想。

 

    2．关于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大学，建设“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培养第一流人才的思想。

 

    3．关于学习外国教育经验要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思想。

 

    4．关于尊重教育规律，坚持以教学为主，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思想。

 

    5，关于正确对待高等教育中的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可能的关系的思想。

 

    6．关于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与主导作用的思想。

 

    7．关于办好学校要依靠教师和职工两支队伍的思想。

 

    8．关于用“两点论”、实事求是地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按照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的思想。

 

    9．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学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一个既懂教育又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的思想。

 

    此外，还有关于注意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发展新兴科学技术和应用科学的思想；关于重视基础与能力培养的思想；关于“学习是全面的”，提倡向“实际先生”学习的思想；关于倡导和建立“革命的、科学的、民主团结的、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与学风的思想；关于重视实验室建设，强调“没有实验室的水平，就没有学校科学技术的水平”的思想；以及其他治理学校的思想和主张；等等。

 

    蒋南翔的教育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形成，有重要贡献。

 

 

    1982年4月，蒋南翔在教育部退居二线，任教育部顾问。同年8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主持常务，协助校长王震领导党校工作。

 

    中央党校是我国培训党政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党校教育也面临着自身的改革。如何按照中央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更好地培训党政领导干部，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已成为党校教育的新课题。

 

    蒋南翔受命协助王震主持党校工作后，用了几个月时间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开始了在新时期为开创党校教育新局面而进行新的探索。是年12月，遵照中共十二大精神，蒋南翔与王震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央党校今后教学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建议“今后党校的任务，要从短期轮训干部为主，逐步转向正规化培训为主，以适应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翌年二月，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国实施。2月，受中央委托，主持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蒋南翔在会上作了《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是适应四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的报告和《党校工作的历史性转折》的总结。会议讨论了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 5月 3日中央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轨化的决定》和《关于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不仅对中央党校，也对全国各级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蒋南翔一生的最后几年中，全身心倾注的就是党校教育正轨化建设。他为此而弹精竭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他强调党校教育正轨化的过程，就是对党校工作全面改革的过程；同时又指出，要在过去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前进，既要珍惜、尊重和发扬党校各个历史时期有益的经验，并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展和创新，逐步形成新时期党校教育的特色。他协助王震领导党校工作，使党校教育进行了深刻变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几年成功地培训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他还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央党校理论刊物《理论月刊》，公开向国内外发行。为了系统保存党校的重要历史资料，并积累办学经验，他还积极支持编辑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年鉴》。

 

    蒋南翔为党校教育正轨化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已年逾七旬，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然而，毕竟难以久为负荷。1986年1月下旬，他主持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在会议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入住北京医院。此后，他竟一直没有能够痊愈着从医院出来。

 

    在蒋南翔病重住院期间，关于党校教育正轨化问题出现了争议。他在病中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党校教育正轨化方针的由来与发展》和关于出版《党校教育正轨化的探索与实践》一书问题的两份报告，情意恳切，实事求是。中央领导作了书面批示，肯定了党校教育正轨化的方针。

 

    蒋南翔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始终热切关心我国教育事业。他倡议和参加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当选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任会长，并率代表团出国访问。还多次发表文章与讲话，论述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方向与质量两个根本问题，以及在我国大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他提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总结高等教育的经验，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1987年9月《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一书出版，编入了蒋南翔自1979年至1985年期间关于教育和青年工作方面的部分重要讲话和文章，对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形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在病中，还主持和指导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主编和出版《“一二?九”运动史要》，为该书写了“后记”。

 

    1988年1月，蒋南翔病情恶化，确诊为胃癌晚期，5月3日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75岁。

 

    蒋南翔一生惟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其光辉业绩，彪炳千秋。

 

    选自《清华人物志（三）》第29～5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