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

 

      从1931年9月我有幸进清华大学起，便十分喜爱那图书馆。先进的管理制度，细致到位的工作，创造出图书资源的良好利用条件，给读者温暖和便利。比如，各门课程的指定参考书皆集中于大阅览室，凭借书证抵押阅览，公共阅览书和工具书则放置于阅览室内柜中或架上，任读者随意使用。下面我就记忆所及举例说明我是怎样利用这个图书馆，而取得对我身心发展的莫大帮助的。

      大一那年，我有3天无第四节的课，就利用这空闲进书库。熟悉图书的分类和位置，拿书稍看再放回原处。在下班前一些时间，挑好要借的书带到借书柜台办理手续。书的内容与上的课无关。比如那年，我记得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用理性批判，两书都是英译本，和罗素的散文集与W h iteh ead的一本逻辑著作，也都是英文原本。那年英语课老师教我们利用卡片作综述文的方法，期末考试就规定每人按这种方法写一篇综述文章，题目自定。由于我那时患消化不良和神经衰弱，因而决定把读一些讲营养的英文书与英语课考试结合起来，用卡片摘录书中有用数据和重要论点，一方面指导我饮食，另一方面经过综合整理而写出一篇注意营养的英文文章，交了考卷。那年我还在阅览室中发现一本公共阅览书，厚厚的《家庭医生》（Home Doctor），其中有一段消化不良的简单治法：每天根据舌苔颜色和厚薄，相应地于饭前10分钟或一分钟喝几口热水和凉水。我认真执行这医嘱，并经常去看望这本厚厚的《家庭医生》。两个学期下来，消化不良和神经衰弱都治好了。

      1932年7、8月间，我每天上午都要到图书馆老阅览室去，从靠墙的一个书柜中，取出《先秦诸子丛书》，连续浏览。这是仿效四年前我在长春家里看《史记》的做法，但由于这时我已读完大学一年级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看过几本英文哲学书，两年半前还浏览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汤姆逊的《科学大纲》的中译本，年龄已十六七，正是个人追求认识世界的关键时期，所以对诸子的观点不无思辨，有时晚上还在宿舍写心得。浏览的结果是，我认为荀子比较唯物，后来，专门借本《荀子》精读，并假设该书章节在流传中有位置错乱，还曾为之试作更正。只记得所写心得中，我认为最好的一则是我对某子书某注释所引的“道心唯微，人心唯危，维精维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的科学认识论的理解（大意为：自然规律深奥，人们去认识琢磨时，要在具体细致的个别和连贯统一的一般这两者之间，好好地抓住其中的关系）。就此我和父亲通过信，但回信说我误解。正统的理解我到七十岁才知道，原来这十六字是古人用以指导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的。这正是中西文化着重点的根本差异，而我个人从选物理系时起，就更强调科学地认识物质世界这方面。

      新图书馆的大阅览室，灯光和座椅都很舒适，但我光顾次数有限，只是必需看指定参考书时才去。同宿舍的其他同学全去大阅览室工作，我乐得在宿舍工作。到高年级时，自学数理化的书更感到有趣，所以，也读得更广泛，比如胶体化学、有机化学、级数、实变函数论等等。还记得饭后散步时听心理系某学长谈起那时心理学分三派，即内省派、行为主义派和德国的Gestalt派，便到书库查出三派的代表作，逐步借阅，顺便也读了弗洛伊德的有关释梦的著作。

      清华大学图书馆好比一个阔海，任凭青年在其中作各式的鱼跃，如鱼得水，是幸福，是享受，也是养育。在我离校后到别的地方，我都重视学校和市区图书馆的利用。比如，从爱丁堡和都柏林的公共图书馆，我借阅过《漂浮的大陆》、《生长和形状》等科学书，以及萧伯纳的许多剧本，一些英国著名诗人的选集和英伦三岛的《抒情诗汇》等。这些公共图书馆都是开架阅览，自己挑好书后去办借阅手续，和我在清华时进书库一样，我还特地从爱丁堡去伯明翰度过一个月的暑假，为的是每天都去那工业城市的参考图书馆看那些实用性很强的各行各业的技术书籍。

      （作者是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光明日报 2001年5月15日